党和人民培养了我

我出生在越南，6岁的时候父母把我和哥哥送到大埔的伯母那里，让我们接受国内的教育。我的伯母辛勤劳动，将我和哥哥抚养长大，我跟她的感情比和我的亲生父母还要深。当时的广东大埔县是苏区，党中央的老领导，像周恩来、朱德都到过我们大埔搞革命。我在大埔百侯中学读书，它是陶行知在南方的实践教学基地。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红色学校，所以我觉得上对了学校，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教育，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起来的。我在百侯中学读完初中和高中，是百侯中学初中第十一届、高中第一届的毕业生。我的学习成绩很好，1944年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山大学。当时在全国来讲，北有北京大学，南有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一所很有影响的进步学校。在中山大学，我继续接受进步教育，所以我要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育，感谢人民对我的教育。

丘焕波在朝鲜民房门外留影

1948年，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中山大学当助教。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辞去中山大学助教的工作，进入铁路部门工作。交通部根据我的情况把我派到衡阳粤汉区铁路管理局广州铁路分局工作。当时广州铁路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总局是在湖南衡阳，广州这边是它的分支机构，我被分配到第十一工务总段工作。

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8月，我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志愿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毛主席有一句话：去朝鲜的同志，是中华民族最可爱的人。所以我能到朝鲜去是光荣的。

我能参加抗美援朝与我的爱人也有关系。出来工作不久，我就结婚了。我爱人姓杨，是我的老乡，毕业于仲恺农学院。我爱人的思想也很进步，她鼓励我到朝鲜去，她说请我放心，她会料理好家庭。所以我能够参加抗美援朝，与她的鼓励有关系。如果她不同意我离开广州，我也不好办。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孩，我爱人的工作很繁重，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们就把小孩送回乡下给我的伯母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参加了抗美援朝。

报名以后，单位很快就通知我要出发去朝鲜。铁路员工参加抗美援朝的，在衡阳总局这边我是第五批，在广州铁路分局则是第一批。我们这一批一共有11个人，都是广州铁路分局的人。我们11个人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我是搞设计的，其他人有搞测量的，有搞记录的，有搞公路养护的，还有搞党的工作的，等等，各工种都有。我们之前互不认识，11个人一起照了一张照片后，就坐火车出发了。我们没有军籍，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去朝鲜要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1951年8月,衡阳粤汉区铁路管理局第五批志愿赴朝的职工合影（前排右二为丘焕波）

我们坐火车先到了沈阳，在我看来，当时沈阳相当于抗美援朝人员在国内的第一个接待站。在这里，我们换上了志愿军制服，并分发了大棉袄、大衣等。中秋节晚上，大概6点多，火车从沈阳出发。经过安东的时候，我看到了苏联红军，当时斯大林还没有把部队撤走。苏联红军在保卫大桥，我们对他们挥手示意。过了鸭绿江，由于前方车站被炸，我们接到命令马上下车，躲避到山林里待命,等待铁路开通。我们睡在山林里,靠棉大衣保暖,大概一两天以后铁路开通了，我们继续前进。在我的印象中，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到了目的地：新安州铁路军事总局。

我的任务就是保持铁路畅通

在朝鲜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后方，但是如果没有后方的钢铁运输线，前方也很难支持。部队、粮食、装备等的运输都主要靠后方的火车，当然部分可以靠汽车运输，但是汽车的数量少，调遣部队等，都要靠火车。

为了保障运输线畅通,铁路兵紧张有序地搭建便线

当时敌机疯狂地轰炸，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抢修铁路的工作非常紧张。根据我的情况，新安州铁路军事总局将我分配到新安州军事总局下面的新成川军事分局工作。那时候，我们的铁道兵还没有进入到朝鲜，所以我就先在新成川军事分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等到铁道兵进入朝鲜以后，我才由新成川分局转到铁道兵去，被分到铁道第一师第一团。我所在连的连长叫杨连第，是解放战争时期抢修黄河铁路大桥的英雄。我非常荣幸能够和杨连第一起工作，并肩战斗，这是我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杨连第是连长，主要负责行政工作，技术工作由我负责。我主要负责的是桥梁上铁路的抢修任务，我为保持当时中朝铁路的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立下了功劳。

美帝国主义非常疯狂，想把所有的桥都炸掉，因为桥梁炸掉以后，火车就不通了。当时一般白天不通车，只有晚上才通车。为了保卫桥梁，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主动将桥梁拿掉，美军的飞机一来，看到桥没有了，就飞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正桥的上下游搞三四条便线、便桥，如果正桥被炸毁了，我们就开通便线、便桥，这样，铁路就能保持畅通，不间断运输了。所以后来美国感叹中国的铁路是出了奇，他们炸得那么厉害，我们还能一直运输。我的任务就是保持铁路畅通，敌军不断地炸，我们不断地修。我们抢修桥梁的工作不分白天和晚上，只要一个命令，我们都必须赶到现场，没有人敢不去，时间就是生命。比如说，正桥炸坏了，没有便线，只要一个命令，即使是冰天雪地的晚上10点钟、12点钟我们也要赶到现场。当时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桥梁修好，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安全以及其他的，军人嘛，军令如山，部队要你去，再危险你也得去。

在朝鲜战场上，我因为及时抢修了熙江大桥，并在桥旁赶建了165便线，确保交通运输的通畅而被授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三等功臣”称号，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给我颁发了军功章，但当时因为是战争时期，所以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举行，部队直接将军功章给了我。

遇到敌机要逆着敌机的飞行方向跑

抢修铁路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飞得很低，经过的地方连狗都不能幸免。我们出去搞测量、修便线的时候随时都会碰到敌人的飞机，我身边有的战士就因为在抢修铁路时来不及躲避敌机而牺牲了。起初我碰到敌机的时候吓坏了，只能抱住仪器，因为仪器是我的生命。后来，我们也就有经验了，碰到敌机，我们就逆着敌机飞行的方向跑。如果你顺着敌机的飞行方向跑那你就倒霉了,它可以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就完蛋了。逆着敌机的飞行方向跑,它发现不了我,而且它飞过以后,转头需要时间,我就可以慢慢地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我就是这样保住了生命。

在朝鲜，为了防身，我们都有配枪，但是我没有用过。朝鲜有很多南朝鲜特务,他们很厉害。要是你碰到南朝鲜特务,就倒霉了,他会弄死你,不过我没碰到过。

我们在朝鲜的生活条件

在朝鲜，我们的生活条件怎样呢？首先，我们的睡眠要看敌机轰炸的程度怎么样。吃的呢？1951年去朝鲜的时候，是困难时候。在沈阳，我们每个人发了套志愿军制服、棉大衣以及几袋干粮，有苞米啊什么的。行军路上饿了的时候就着冷水吃干粮，因为那时候铁道兵还没有到。住的呢？行军的时候是住在山林里面，靠棉衣保暖。等我们到了朝鲜，固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由部队安排住在朝鲜老乡的家里，但是我们不在老乡家里吃饭，吃饭由部队安排。铁道兵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在固定地点吃饭，不用东跑西跑了，而且能够吃上热饭，不用再吃干粮了，吃的东西都是部队自己供应的，条件变好了。

朝鲜老乡对志愿军都很友好。中朝两国人民的交往是很密切的，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朝鲜人同东北人在思想上、生活上比较接近，朝鲜人中有一部分人可以听得懂或者会讲中国话，所以我们和朝鲜人沟通没有太大的问题。

战争胜利，我回到广州

在朝鲜的时候，我跟家里没有什么信件来往。当时我们是企业单位的职工，所以每个月都有10块钱的工资发，正式的志愿军是没有的。有了这10块钱，我们就比较安心了，没有什么大的思想顾虑。当时的10块钱算不少啦，我们又在部队工作，部队包吃包住。这10块钱是在朝鲜的时候发到我们手上的，不是发给家里的。我们基本上三年都在朝鲜，没有回去的机会，当时的汽车司机回家的机会比较多,因为中国后方物资的运输主要靠火车和汽车运输,司机可以跟着汽车回去。我们因为不能回去，而且每个月发的钱都没有办法寄回去，所以这笔钱是后来回国时带回去的。带回去以后解决了很多问题，我把我伯母以及我爱人的父母从农村接出来了。

1953年底，朝鲜战争胜利，部队一声令下：回国，我们就坐火车撤回到国内。当时我们是先回到西安，在西安呆了一两个月，然后遵照上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指示，1954年的上半年我就离开部队回到铁路局，回来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勘测设计院工作。

讲述人：丘焕波

采访 整理：广东省档案馆

资料来源：省档案馆口述历史专题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