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美援朝的革命浪潮中光荣参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为了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广大青年热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

当时，各级政府和大中学校都成立了专门机构，在青年学生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学生也纷纷成立各种战斗组织，如“毛泽东战斗队”、“保尔·柯察金战斗队”、“青年近卫军战斗队”、“丹娘战斗队”等。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许多父母踊跃送子女参军。我所在的中大附中高二丙班也成立了“毛泽东青年近卫军太行山战斗纵队”。我们全班一共48人，有16人光荣入伍，我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战士。

1951年元旦，广州人民在越秀山举行集会，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在会上勉励我们这些参加军干校的同学要发扬广东人民的革命精神，为保卫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斗。1月18日，广州人民又举行了10万人的欢送会。在我们离开广州的那天晚上，省、市政府又在广九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们高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告别了亲人，告别故乡，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途。

在革命的摇篮——四通校的生活

当时，我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通讯学校（以下简称为“四通校”)，原名为中南军区通讯学校，是现在解放军通讯指挥学院的前身。四通校之前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部队的报务员。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部队急需大批通讯维修技术人才，所以，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四通校开办无线电机务专业，设立第四大队。我在四通校就是学习无线电机务的，我们第四大队由来自广州、上海、湖北、江西等省市的556名学员组成。

中南军区和四野领导非常重视四通校和第四大队的干部配备，很多校一级的领导都是老红军，如校长张瑞是红军时期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台长，校政委张可曾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军区还从部队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担任四大队的各级领导。我们的大队长刘华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大队政委张文华是42军通讯处长，刚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抽调回来；中队长邹本忠是塔山英雄团的战斗英雄，曾多次荣立战功。

入伍后，首先迎来的是生活对我们的考验。四通校四大队设在汉口胜利街和沿江大道之间的英商太古洋行的旧仓库，只有几栋旧房子，礼堂是一座旧仓库，饭堂是一间简陋的铁皮房。我们睡觉就是在水泥地板上铺上稻草，然后席地而睡。饭堂没有桌椅，吃饭时一个分队10多人端着饭菜蹲在地上吃。教室也没有桌椅，坐的是自己手编的草垫，后来才换上木板凳。当时的条件很艰苦，直到1952年初，我们才搬进新的教学大楼和宿舍。

学生积极投考军校

四大队的学员很多都是来自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广州的学员占了80%以上。学员当中不少人都出身资本家和官僚家庭，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一走进四通校的大门，心里凉了半截，有的同学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有的由于受不了苦，就不辞而别。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各级领导深入到学员中去，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稳定学员的情绪。

入校后的头三个月，学校严格按照《纪律条令》、《内务条令》和《队列条令》要求对学员进行军政训练。我们每天6点钟起床，用10分钟洗脸、整理内务，然后进行早操、跑步。白天，我们一般要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有的时候还会适当安排一些专业基础课。晚上则安排政治学习或者复习功课。军事训练方面，首先是走齐步、正步、分列式等队列训练。另外，我们还会进行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如修筑工事）、军体课等。学校很重视学员的政治学习，军区首长也很关心我们的思想教育。军区和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等首长都在百忙中为我们作报告，给我们讲革命传统、革命人生观、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陶铸就曾经为我们作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唯一宗旨》的报告。

在四通校经过两年的紧张学习，我们逐步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从一个幼稚的学生转变为一名合格的战士。1952年，四大队500多名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先后走上工作岗位。同学们被分配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通讯部、野战军部队和志愿军等部队，大大加强了我军通讯技术力量，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主要负责检修通讯器材

从四通校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东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的修配厂工作。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和东北军区担负着大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我们东北军区通讯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障朝鲜前线与中央的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为前方提供充足的通讯器材和设备，并为部队培训通讯技术人员。

我刚到修配厂就投入了紧张的维修通讯器材的任务，这些器材有的是发往朝鲜前线的通讯器材，有的是部队送修的器材，还有大批我军缴获的美军通讯器材。

来到修配厂不久，领导就派我和几位战友到辽东半岛和沿海岛屿巡回为部队检修通讯器材装备，培养通讯技术人才。所以下基层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刚刚出差回来，又接受新任务，不过大家都没有丝毫怨言，接到任务后，立马打上背包，带上工具和器材，又投入新的战斗。我们下到部队，首长对我们十分关怀，嘱咐后勤部门对我们多加照顾，但我们都不搞特殊化，和部队战士同吃同住同工作。当时部队还没有自己的营房，老百姓克服困难，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部队住，冬天晚上还把火炕烧得暖暖的。我们也利用休息时间，为老百姓打扫卫生，干一些农活，有时帮助孩子们复习功课，充分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情。

接受任务，研制无线、有线接力通讯设备

辽东半岛沿海有许多岛屿，岛上驻有部队。当时驻岛部队与领导机关的联系主要靠发电报或者无线电话，保密性差。总参通讯部根据国外的技术资料，要求我们研制一套无线、有线接力通讯设备，即在陆上到海边用有线载波通讯设备，海边到岛上用调频无线设备，到岛上再换回有线载波设备。厂里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研制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位工程师领头，主要成员就是我和其他几个技术人员。我们收集有关技术资料，集思广益，提出了设计方案，组装样机，并不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样机出来后，我们选择了在沈阳—安东—东沟县海滨一朝鲜薪岛之间进行试验。大东沟位于黄海之滨、鸭绿江的出口处，与朝鲜薪岛隔海遥遥相望。薪岛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曾经被南朝鲜军占领过，当地的一些青壮年被南朝鲜军抓走，还有一些青壮年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岛上驻有我们志愿军一个营的守备部队，还有我军设在岛上的海军、空军观通站。

我们去薪岛都是乘坐当地渔船过去的。乘船出海，别有一番风味，可是战争的环境令我们无心去欣赏这一片美景，我们要随时准备同入侵之敌展开生死搏斗。南朝鲜的海军舰艇经常到附近海域进行骚扰，有时还向我们的渔船开炮。为了保护我们出航安全，每次出海上级都会派几名战士配上轻机枪、火箭筒、冲锋枪等轻武器。有一次，南朝鲜海军又入侵我国领海，我海防大队立即出动拦截敌人，与南朝鲜海军交火，敌军一艘炮艇被我军击沉。

我和几位战士住在岛上北部一位朝鲜老乡家里，我们的定向天线，就架在北部的山坡上。这位朝鲜老乡是朝鲜人民军的军属，家里有一位阿妈妮（老大妈的意思)、一位大嫂和阿妈妮的孙子和孙女。他们对我们很关心，经常问寒问暖，两个孩子和我们混得很熟，虽然语言不通，大家却相处很融洽，孩子们教我们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我们也教他们唱《东方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体现了中朝两国军民深厚的战斗情谊。

驻扎安东，随时待命准备开赴前线

1953年，总参通讯部根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一支通讯分队驻扎在安东，配备了十几部通信车和一批通讯器材，随时待命准备开赴朝鲜前线。我和四通校几位同学也参加了这支小分队。安东处于丘陵地带，其郊区从一道沟到九道沟分别是我军各军兵种的前方基地，如三道沟是空军的转运站，七道沟是炮兵留守处，九道沟是我们通讯兵的仓库和转运站。通讯器材仓库建在几座呈马蹄形分布的山头。山头中间有一片约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旷地，我们的小分队就在那里安营扎寨。美国空军经常会到安东狂轰滥炸，他们白天多是出动F-86战斗机，每当敌机来袭时，我们的高炮立即猛烈还击，年轻的中国空军驾驶着米格15战机，与敌人在空中展开搏斗。晚上，敌机多换成B-29战略轰炸机，它飞得很高，不用俯冲，打开炸弹仓，炸弹马上就像母鸡下蛋一样往下落。当时，我空军缺乏夜航设备和经验，晚上还不能迎战敌机。而晚上敌机来犯，防空兵的探照灯就把夜空射得如同白昼一般，100毫米大口径的高射炮打得地动山摇，炮弹在高空爆炸，和探照灯光相互辉映。

经过中朝人民三年多的共同奋战，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议。然而，就在停战协议生效前几个小时，美国B-29轰炸机再次对安东实施轰炸。当天晚上，我们听到两声炸弹爆炸的巨响，第二天早晨，在驻地附近看到两个被炸弹炸出的直径有数米的泥坑，再往前看，水田里插着一个未爆炸的炸弹，工兵把它挖出来，是一个500磅的航空炸弹。我们非常幸运，没有在停战协议生效前的几个小时成为烈士。

讲述人：陈志强

采访 整理：广东省档案馆

资料来源：省档案馆口述历史专题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