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我参军入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我还在海城县南台完小读高小。朝鲜战争爆发后，老百姓人心惶惶，关里的部队也开始往东北调。那时正值秋天，我们村里住满了解放军。不过当时解放军都换成了朝鲜人民军的装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家大力号召青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队到我们村里动员青年参军，他们将青年集中起来，召开动员大会，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队也在集镇放幻灯片，宣传朝鲜人民军怎么抵抗美帝国主义等。当时我的思想觉悟并不是很高，工作队来动员，而我又刚好够年龄，只好报名参加。我的家人都很反对我去参军，但是没办法，不得不去。所以，我高小还没毕业，就于1950年12月报名参军了，当时年仅18岁。不过，那时我想得很简单，以为是到朝鲜去看一看、逛一逛，可实际上哪是那么回事啊。我们村里报名参军的人不多，只有两个，报名以后，并没有什么政审、体检等程序，我们就直接到区公所集中，后来没几天就离开村庄去部队了。

入伍后，我被分配到东北军区整训四团二营五连当战士。后来，上级决定将东北军区的整训四团二营五连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运输一团二营五连。到部队以后，我们开始穿上军装，可是我们自己哪有军装啊，有的只是那些缴获回来的国民党的军装。我们在东北军区整训四团二营五连进行了一个月的严格军事训练，那时天天出操、上政治课，但是我们没有进行打枪的训练。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打仗

经过一个月的整训以后，我们部队于1951年1月5日晚上，从安东乘火车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我们团是管运输的，属于后勤一分部四大站。后勤部下面有几个分部，一个分部负责几个军的物资供应，我们团主要负责38军、39军的供应，不过后来有所变化。

image.png

1953年8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杨庆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

我们到新义州后下车，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在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冬夜，脚踏着厚厚的积雪，推着手推车或担架车，步行前往平壤北一带地区执行后勤保障装卸军用物资任务。我们的首站是朝鲜三登火车站。我们的工作是流动作业，打游击，在方圆100里的几个点来回流动。两年多来，我们从平安南道的三登、仁兴里、松街里火车站，转战到胜湖里、东江里火车站一带，哪个点需要装卸物资，我们就调到哪个点。火车载着军用物资从国内开来，过了安东，白天就停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山洞里，晚上天黑了就从山洞里开到车站，然后部队就来装卸。我们把物资从车上卸下来，然后用手推车或者直接肩扛，把物资运到仓库里。刚开始，我们没经验，大米、白面、炮弹等军需物资一到，我们立马卸下来，装上汽车，往前线运。后来慢慢地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利用朝鲜那些自然的山洞做仓库来保存武器弹药、粮食、胶鞋等军用物资。车站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车站会经常换位置。其实车站就是临时指定一个点，高山上设防空哨。之前没有防空哨的，是后来设的。防空哨一般设在高山上，敌机一来哨台的同志就打枪示警，地面听到枪声，立马疏散，敌机一过，我们又开始装卸。我们就像彭德怀讲的：后方的同志天天都在拼啊。我们真的是天天在拼，搞运输的主要敌人就是敌机。前方战士浴血奋战，跟敌人直接枪对枪，炮对炮，我们后方就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装卸运输军用物资，保证前方供应。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打仗。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车站较远，一般都是步行过去，有时候要走半个多小时，有时候要走一个小时。我们在朝鲜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白天鸦雀无声，没人活动。通常上午我们就在防空洞里睡觉，下午上政治课，晚上执行任务。我们下午上政治课的时候，指导员会跟我们讲战争形势，向我们通报前方的情况，鼓舞战士的士气，提高我们的觉悟，并且要我们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因为刚开始动员我们来参军的时候，说三个月就可以回国，后来过了三个月，没什么动静，战争没停止的迹象，上级就开始宣传教育，要我们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我当文书的时候，也跟着部队执行装卸任务

1951年6月，我被调到一分部一大站一分站油料库担任文书。油料库是管理汽油的仓库，成天装卸汽油。当时的分部相当于师级单位，大站相当于团级单位，分站相当于营级单位，库就相当于连级单位，仓库又有油料库、武器库、弹药库、煤炭库、给养库之分。因为当时我是高小毕业，在部队里面算比较有文化的，所以就调我做了文书。后来停战以后可以和家里通信了，我们班的战士写信都是请我写的。不过，停战之前，我也曾经通过火车司机捎过信回家，家人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就不知道了。

我们每个仓库都有主任、副主任、指导员、保管员、统计员，下面还有三个排，负责装卸。刚调来当文书时，我不大懂，因为文书要做统计工作，部队每个月都有实力统计，如报告非战斗减员等，不过后来就慢慢适应了。文书的工作主要是上报战况、保管文件等。平时，那些文件就装在一个挎包里，人走到哪里包就背到哪里。另外，我也要负责给主任、副主任通知事情。

我当文书的时候，也跟着部队执行装卸任务，扛炮弹、背大米白面等。刚开始，那些大米一袋有100公斤重，我扛不动，不过那些年纪比我大的都能扛动。后来上面考虑到有些人扛不动，就改为一袋50公斤了。那时候扛东西也要比赛的。每天完成任务后，上面就会登记每个人所扛的大米、白面、炮弹等的数量，然后进行评比。

image.png

1955年3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给杨庆茂的军功勋章证明书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当知道停战的消息时，我们欢呼雀跃，非常高兴。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停战时间将至或者已到的情况下，还派飞机过来轰炸。停战后，我们全军开展了评比立功活动。因为我是文书，表现好，又不怕死不怕累，大家就选我，并经一大站党委批准，我被评上了三等功。8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第一大站政治处给我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我还出席了一大站（团级）召开的庆功大会。1953年8月25日，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立功喜报”邮回了中国东北老家。另外，1955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勋章。

别的不怕，就怕敌机和南朝鲜特务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敌人的飞机和南朝鲜特务。在朝鲜，敌人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他们不仅白天到处投炸弹，来回轰炸，而且晚上也会在天空飞来飞去，到处找目标。他们有时丢下汽油弹烧车站，有时丢下一排照明弹照得四处通亮。

我们晚上执行任务时，时不时都有飞机来侦察。有一个晚上，我们扛白面到仓库时，敌机来了，炮弹到处炸。我当时就懵了，不知道往哪里跑，就到处绕，不过幸好没被打中。我们搞运输的非常危险，飞机整天整夜地狂轰滥炸。不过我们慢慢地也就有了经验：敌机一来，我们就把灯都关了，一片漆黑，鸦雀无声，等敌机过了，我们就开始亮灯，继续装卸物资。我们身边天天都有人牺牲。每晚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地说：今晚不知道谁又要报销了？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志牺牲了。我也有5次差点没命，但是都是擦边球，扔的秃弹，所以就保下了性命。有一次，敌机把我们防空洞的盖全部掀开了，当时是中午，我们在包饺子，听到飞机声，我立刻趴地下了，所以没受伤。还有一次夜间执行任务的时候，飞机来扫射，我就藏在水沟里。但是当时炸弹爆炸的冲击波很厉害，水沟受冲击差点把我的头给夹扁了。经历轰炸的次数多了，我就总结出两个会造成牺牲的原因：一个是贪生怕死，因为飞机一来，一轰炸，他就惊慌失措，不知道藏哪里，觉得这也不安全、那也不安全，到处乱跑，结果就被炸弹打中了；另一个就是麻痹大意，认为自己不怕死，飞机来了，逞英雄，不隐蔽。

敌人无时无刻不在设法破坏志愿军的运输线，他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恶毒办法。他们曾投下大批特务，躲在火车站附近的山头上，等车到站的时候，向天空打信号枪，然后敌机就来轰炸了。南朝鲜特务非常厉害，也很难抓，一般抓不到，我们也不会专门派兵去抓特务。他们藏得很隐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你根本无法区分。当时的特务特别多，经常打黑枪，我们就怕特务打黑枪。有一天晚上，两个特务在夜间来摸岗哨。当晚我们有一个代班查岗的战士，他拿着手电筒在照，结果被特务发现了。两个特务就一个在后边制造动静吸引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趁其不注意要了他的命。有了这次教训，部队强调上班查岗一律不准打手电筒。我那时候站岗就特害怕南朝鲜特务打黑枪，虽然站岗时我也端了杆枪，但是枪里面就一颗子弹，而且还没上膛。

在朝鲜，我还给林普恩指导员当过半年多的通讯员。当时，一个连的驻地很分散，距离很远，所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送信、送口令之类的。那时，送口令要途经很多弯弯曲曲的地方，我非常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特务打黑枪。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山坡上，突然对面传来一个声音，我吓得直冒冷汗，呆呆地端着枪，后来才发觉是朝鲜人民军要我对口令。我别的不怕，就怕特务，飞机我都没这么怕，因为飞机来了我可以躲，但是特务打黑枪我躲都躲不了。

我们在朝鲜的生活

在朝鲜时，有些人逢年过节就想家，就哭，我也想家，不过我没有哭过。在我们入朝的那天，知道是要去抗美援朝后，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逃跑了。不过也有些抓回来的，连队针对这些逃跑的人开了批斗大会，批评他们贪生怕死，右倾保命。不过后来就很少有人跑了，因为知道跑了也没什么好结果。

我们刚去朝鲜的时候，住在朝鲜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给我们腾了空房子，我们全班住在一个房子里，睡觉的时候就和衣而睡，背着枪，横一个竖一个，挤得满满的。后来敌机轰炸得厉害，我们就开始转移到地下，各个班各个排都自己挖了防空洞。我们在防空洞里打了很粗的梁，然后在上面盖上两三米厚的土，这样可以防止敌人的飞机扫射。那些防空洞大概有三到四米深，里面很潮湿，没有照明。朝鲜的冬天很冷，雪很大，我们就弄个改装了的汽油桶，在里面烧无烟煤，生个大火炉。刚开始，我们不知道煤气会中毒，所以就有人因中毒而牺牲。后来上级通报，要我们注意取暖，冬天门窗不要关得很严，而且不要把防空洞的上边给堵死，门洞都要开着，保持通风，以防中毒。

image.png

1957年2月10日，杨庆茂在朝鲜志愿军后勤三分部四大站司令部任文件掌理员

至于吃的，早期我们在朝鲜吃得还可以，天天吃大米，一个班12个人，吃饭时就围着一个大盆吃。后来由于敌人封锁得很厉害，把主要的桥梁、公路都给破坏了，后方物资运不过来，条件就差了。最紧张的时候是1951年五六月份，那时我们都没粮食吃了，只能吃压缩饼干、炒面。当时我们还是后勤部的，可想前线的情况更加紧张。由于没有青菜吃，天天吃黄豆，我们很多人都得了夜盲症，失去了战斗力,晚上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像北方说的“扯狼狗儿”，看不见。后来条件改善了，供应跟上来了，慢慢地眼睛也就恢复了。

打仗的时候，我们很少换衣服，澡也很少洗，身上长了虱子，痒得要命。晚上执行完任务回来，就和衣睡着，中午起来，就漱漱口，然后就吃饭了。有时即使洗了衣服，我们也不敢拿到外面来晒，怕暴露目标，只能放在防空洞里晾着。

刚开始去的时候，情况很紧张，不过慢慢习惯了以后，我们就会搞一些活动，如文艺会演等。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全营会在一个晚上进行文艺会演。会演时，各个库都会出节目，我曾参加过文艺会演，那次，我扮演一个朝鲜老大爷，跳装卸舞。所谓的装卸舞是连队编的，就是用跳舞的形式来反映部队的运输、装卸工作。

朝鲜停战后，我们开始发了些薪水。当时，我是正班级，每个月可以发14块钱。后来提干提到副排级，薪水也长了些。在部队，我们的日常用品都是部队里面发的，朝鲜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买到那些日用品。

我们和朝鲜老乡

在朝鲜，我们能够看到的男性很少，即使有，也以老人小孩居多。朝鲜老百姓对我们很好。刚到朝鲜的时候，因为全班我最小（我当时是18岁，他们都有20多岁)，所以有的时候其他的战士出去执行任务就把我留下来看家，我就在那儿跟老百姓聊天。刚开始，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不过他们家有一个20多岁的教师，会日本话，而我由于在伪满时期上学时一定要学日本话，所以我也会一点，我就这样和他沟通了起来。后来，我也学了点朝鲜话，就用日本话、朝鲜话，再加上手势动作，跟他们沟通。朝鲜老百姓人很好，跟我们在一起很融洽，感情很深厚。停战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好了，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夏天还在一起劳动。

我被批准轮换回国

1955年三四月份，我开始负责收发工作，在团里当了不到一年的收发员，主要负责收发信件。当时，战士的平信、上级单位发来的文件等，都要通过收发室上呈下达。后来我又被调去当了文件掌理员，就是保密员。主要工作就是管文件，一到年底，我就把那些统一报表、总结报告、通知、通报、计划等文件上报给师里，师里负责立卷归档。

1954年8月，经组织批准，我回国到辽宁安东志愿军招待所探亲，见到了我离别几年的父亲、母亲、哥哥和爱人。1956年5月，我又回到东北老家辽宁海城县南台区石头山村探亲。1956年11月下旬，我爱人到朝鲜探亲。当时，我到团里开了一个“军官妻子入朝证”，然后把这个证寄回家，我爱人就凭这个证通过安东到了朝鲜。她在朝鲜住了三个多月，经请示组织同意，1957年3月我陪送我爱人回国，假期到期后返回朝鲜。1957年7月我被批准轮换回国，接替我工作的是广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的一位保密员。回国后，我带着介绍信和家属，到珠海三灶岛的部队当了保密员。


讲述人：杨庆茂

采访 整理：广东省档案馆

资料来源：省档案馆口述历史专题档案